何恐，原名步孔，字楚鉁，号毅生，1900年2月25日出生于竹溪县城一个商人家庭。1921年至1925年，何恐先后担任过共青团武汉区委、武昌地方执行委员会组织委员，武汉学生联合会总干事，湖北省民校秘书等职务。1926年底至1927年初，何恐任国民党湖北省党部青年部秘书。大革命失败后，他坚持斗争，先后两次被捕入狱，于1930年9月7日在汉口和记蛋厂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

立下报国志爱憎两分明

何恐父亲何大金，号常甫，富甲一方，是一位开明的地方绅士。他在竹溪县城开设“益泰恒”商号。何常甫非常注重培养子女的劳动习惯，经常督促何恐兄弟几个干一些力所能及的活。何恐从中体会到了劳动的艰辛和光荣，因而很尊重、同情劳动人民。这在当时的富家子弟中是少见的。

何恐之所以从小热爱劳动，同情劳动人民，除了父亲的教导外，与他启蒙老师的教诲是分不开的。为了让何恐从小受到良好教育，何常甫特地聘请塾师李授田到家中讲学。

李授田是一位有爱国思想和正义感的读书人。他不仅教何恐熟读“四书”“五经”，而且教何恐做人，使其萌生了爱国主义思想。何恐常常把从李授田那儿听来的岳飞、文天祥等民族英雄的故事讲给小伙伴们听。有一次，一个六七岁的小孩到他家柜台前买醋，听到何恐在讲故事也凑了过来，结果一不小心把醋瓶子摔破了，害怕父母责骂不敢回家。何恐便从自家柜台里拿出一个空瓶子装满醋，让他拿回家。何恐对待穷苦孩子非常友好，对待大人更是敬重。每个月他家请的理发工给他们兄弟几个理完发后，他常常从母亲那里多拿些钱给理发工。

1915年，何恐考入县立高等小学堂。当时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激战期间，日本帝国主义趁着西方列强无暇东顾的机会，向卖国贼袁世凯提出了企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作为支持他称帝的交换条件。这个秘密消息在一些报纸上披露后，立即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愤怒，国家存亡、民族存亡问题摆到了每个人的面前。

何恐当年的学友甘仲纯在回忆少年时代的何恐时写道：“在庚戊丙班同学中，何恐的爱国思想最为突出，他不仅订阅了反映欧洲大战消息的《时兆日报》，而且热烈地搜寻当时宣传新思想、新文化的进步书刊，《新青年》杂志更是他爱不释手的读物。”课余时间，何恐常常和一些要好的同学在一起讨论国家大事。他曾愤怒地对同学们说：“中国将有亡国之惨，如果中国亡了，亡国奴真是不好当啊！我们如果不自强，国没有了，哪里还有家呀！”因此，他发愤要练就健壮的体格，等待祖国随时召唤。无论是严冬还是酷暑，他坚持每天早晨在院子里练习拳术。在学校里，他还经常组织同学们踢足球。

1917年，何恐从县立高等小学堂毕业。当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喜讯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消息传到竹溪后，何恐再也不安于一己的温饱生活，他朦胧地感到中国和世界正处在急剧的变化之中。他以不谙于外语为恨，决定报考湖北省立外国语专门学校。1918年，何恐考上了湖北省立外国语专门学校。

勇立大潮头加入共产党

何恐进入湖北省立外国语专门学校后，把全部精力倾注在读书上。他除了认真读完学校规定的课程外，业余时间经常到书店购买一些进步书刊。他学习成绩优异，还擅长绘画、书法、足球运动。每次武昌大中学校的足球校际联赛，何恐都积极参加，同学们都叫他“足球大王”，并推选他为校学生自治会总干事。

当“五四”爱国运动的消息传到武汉后，武汉三镇顿时沸腾起来。看到祖国受屈辱被轻视的现状，看到军阀卖国的丑行，何恐心中的爱国火焰熊熊燃烧起来。他毅然走出课堂，投身于火热的“五四”运动。

正当武汉青年反帝爱国运动蓬勃发展的时侯，军阀王占元急忙召集各大中学校校长召开会议，劝导学生安心学业，严禁结队出校游行。湖北省立外国语专门学校校长金宗鼎急忙制订了森严的校规，不准学生参加游行。面对反动当局及校方的阻拦，何恐痛心疾首地对同学们说：“日本人强占青岛，举国同愤，有热血的青年岂能埋头读书而不顾国家之安危！”在何恐的带领下，省立外国语专门学校的

210名爱国青年冲破了校方的阻挠，加入了武汉学生联合会的战斗行列。

为了扑灭武汉青年的爱国火焰，王占元下令各大中学校学生一律离校回家，断绝校内伙食，不准学生寄寓校舍和旅馆。面对敌人的阴谋，武汉学生联合会在恽代英、陈潭秋、林育南等的指导下，决定举行一次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以唤起武汉各界爱国人士的支持。

1919年6月3日，武汉大雨滂沱，各大、中学校的留校学生冒雨沿街演讲之后，又到省督署请愿。当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来到王占元的督署门前时，王占元准备用武力镇压爱国学生。据参加这次游行的甘仲纯回忆：“当时迫击炮架在用沙包垒起的障碍物上，碗口粗的炮口对准学生游行队伍，四面军警刀枪如林，手无寸铁的学生陷入重重包围之中。正当同学们进退两难之际，何恐挺身而出，带领游行队伍向前猛冲。凶暴狡诈的王占元眼见不好收场，不得不提出派代表进去商谈。经大家一致推荐，何恐等8位青年组成代表团，与反动政府进行交涉。”

经过“五四”运动的战斗洗礼，何恐深受武汉广大青年的钦佩和敬仰。1919年6月16日，他作为武汉学生联合会代表之一，出席了在上海召开的全国学联成立大会。

1920年秋，董必武、陈潭秋等人在武汉成立共产主义小组，并组织了半公开性质的社会主义青年团。何恐是第一批团员之一，也是武汉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首任组织委员。他经常以武汉学生联合会负责人的公开身份，深入武昌各大、中学校，在进步青年中发展团员。

在陈潭秋的悉心指导下，何恐更加刻苦地学习和实践革命理论。他加入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经常深入工厂与工人促膝交谈，了解工人的疾苦，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并将自己的心得体会讲给广大团员听。正如包惠僧回忆何恐时写的那样：“何恐对革命极为热情，我们常在一起开会，他虚心学习请教，并敢于发表自己的意见。在中共武汉区委的关怀下，在何恐等同志的努力下，武汉地区的团组织得到很快发展。截至‘二七’大罢工前夕，团员由最初的十几人发展到一百多人。”

1922年冬，由陈潭秋介绍，何恐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只要主义真“我何所恐哉”

早在“二七”大罢工之前，何恐就与“劳工大律师”施洋有密切的来往。这不仅是因为他俩是“两竹（竹山、竹溪）”同乡的关系，更主要的是，施洋的为人和才华早已为何恐所倾慕。每当星期天，何恐就到汉口花楼街施洋的住处，向他请教遇到的疑难问题。

1923年2月1日，何恐作为武汉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代表和施洋一起到郑州参加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2月4日，京汉铁路工人总同盟大罢工开始后，何恐带领武汉学生联合会的成员，高举“支援京汉铁路工人兄弟”大旗，和施洋并肩战斗。

“二七”大罢工失败以后，武汉地区公开露面的党、团负责人受到通缉，团组织也遭到很大的破坏。何恐以武汉学生联合会代表的身份发表了《告全国同胞书》。他在文中写道：“欲完成中国为一个自由独立的共和国，便非由全国被压迫人民联合起来做一番政治革命不可。劳动者占人民中之最大多数，而且握有社会生活之最大权利，欲民主政治革命成功，万万离不开他们。考之各国往事，可以证明，工人尤应结成休戚一体的亲密关系……”

为了发动各界青年声援“二七”大罢工，他还提出了援助京汉工人的5项办法：一、由总会通告各地学生会，举行京汉工人及律师施洋追悼大会；二、由总会通告各地学生会募捐，抚恤京汉死伤工人；三、由总会通电国内外，宣布北洋军阀吴佩孚、曹锟、肖耀南残杀工人之罪恶，并宣言要求集会结社出版身体绝对自由权，废止治安警察条例及罢工刑律；四、由总会通告各地学生会当多设工人补习学校，以提高工人知识水平，并促其有阶级觉悟；五、通告各地学生会应当为京汉工潮事出一特刊。

武汉地区的进步青年看到何恐公开发表的上述文章之后，受到很大鼓舞，开始投入新的战斗。经过“二七”大罢工的锻炼，处事机警的何恐对敌斗争技巧不断提高。他常常以踢足球为掩护，召开各种会议，避开了反动军警和密探的严密监视，及时把党的指示传达到团员中去。那时，武昌沙湖及首义中学是他们踢足球的场所，也是他们与反动势力作斗争的战场。

为了表达自己愿为实现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而献身的决心，他把姓名由何步孔改为何恐。当他的学友甘仲纯问他为什么改名，他豪迈地回答：“社会向前发展，我何所恐哉！”（作者：陈红建）